仟江水电讯社（12月12日 北京 产业调查）“能源安全关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未来竞争趋势。我国能源安全面临诸多挑战。未来应该构建一整套综合能源保障体系。”

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安全与新能源研究室主任刘强，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和欧美同学会北欧零碳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国安应急讲坛”上给出了上述判断。

能源关乎百年变局

刘强提出，我国自建国之初至今的能源经济特征，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力证明。

建国前，我国被冠以贫油国的帽子。建国后，我国举全国之力寻找开采石油，终于摘掉了这顶烂帽子，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甚至还能把石油变成出口换汇的产品。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石油行业还是国家最大的创汇行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头十年，我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重商主义兴起，以三来一补为特征的加工业快速发展，国内能源消耗猛增，石油行业很快变成国内最大的对外支出行业，国家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我国在工业领域果断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转型升级战略。

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工业强国、制造强国的战略，强调高质量发展，要求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到2015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而美国开始变成全球石油的出口国。到2019年前后，美国成为纯粹的石油出口国。

目前，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工业产品的出口地几乎覆盖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中间品贸易的全球占比也达到约20%，其中通信设备、高铁、船舶等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凸显。

而随着工业的转型升级，我国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问题日益突出，能源安全问题正在成为事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发展的首要战略。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多重挑战

刘强在报告中提出，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资源储量不少，开采成本高。

我国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方面的资源储量不小，但资源禀赋及资源质量优势较弱。比如，大庆的石油属于甜油但埋藏较深，其开采成本较高；而中东地区科威、特伊拉克、沙特的石油，其开采成本非常低，每桶成本大概在两到三美元间，甚至更低。

其次，人均占有量低，对外依存度高。

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小，在石油方面的对外依存度在大体在70%以上（最高时曾超过75%）。在天然气方面，我国和日本是最大的两个进口国。在煤炭方面，虽然资源储量丰富，但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每年仍需进口大概3亿吨。总体看，我国能源供给受国际关系因素影响较大，存在一定风险。

第三，国际运输距离远，风险成本高。

由于对外依存度高，我国能源供给必须依靠远距离的国际海运或管道运输来保障供给。海运方面，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国际航线上的要塞地区经常政局不稳。同样，陆路上的管道运输也经常遭遇周边动荡局势的考验。

第四，石油美元的挑战大，结售汇风险高。

美元和黄金脱钩后，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交割机制，美元成了国际上的石油定价货币。截至目前，我国能源企业做国际石油贸易，仍采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而美国滥用国际货币发行权，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动荡和危机之源。

我国应建立综合能源保障体系

刘强提出，我国要确保能源安全，须尽快建立一套综合能源保障体系。

首先，应明确能源工业将从采掘业变为制造业。

风光电能、动力电池、储能产业方兴未艾，尽管会诸多技术挑战。比如，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技术的挑战、氢燃料电池安全技术技术的挑战、可控核聚变技术的挑战，等等。但这些技术，实验室研发与商业化利用正在同步进行，未来前景光明。

其次，应未雨绸缪及早布局解决能源金属战略安全问题。

发展能源制造业，能源金属是关键。

三年前，我国对锂矿等能源金属的消耗总量非常低，但随着锂离子电池、三元电池产业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全球能源金属价格一飞冲天。有研究认为，到2050年，全球能源金属消耗量将翻5倍以上，世界对能源金融资源的新焦虑正在与日俱增。

为确保未来能源战略安全，刘强建议在全面考量资源禀赋、经济成本、风险隐患等条件下，我国应大量开发风光资源，同时充分利用煤炭资源储量优势，加快煤化工和工业制氢。但是，氢分子小，易泄露，不适宜长期长距离储运，只适宜本地化使用。为此，可利用工业氢发展降碳产业。比如，火电厂、钢铁厂可以利用工业复产氢与碳捕捉技术结合，生产甲醇，用成熟技术发展循环经济。

我国的动力煤（褐煤）储量及其化学属性均不具备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直接燃烧发电，其环境污染更大。但是，如果将风光发电与煤化工制氢工业结合起来，利用前述循环经济路线生产甲醇，不但能变废为宝，甚至还可以附带生成优质的化肥。此外，还应多条技术路线发展储能产品，包括钠离子电池和抽水蓄能等。

总之，国家能源安全需建立综合保障系统。如此，“碳达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本文作者裴少铭，首发于中国工业报；此为作者授权发布传播）